自从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王家上代两老就琢磨如何接待这位身处高位的新女婿。王槐青毕竟老于官场。他想到刘少奇是湖南人，应该请他吃一餐湖南的乡土风味。当时，北平西单牌楼（离旧刑部街很近）有家湖南馆子叫“曲园”，是一家不大的饭馆，店堂布置平民化，餐桌是旧式四方白木桌子，但以它的湖南风味和吃饭时用湖南特有的长筷子而闻名。解放初期，那家饭馆座中常常能发现党的领导人朱德、陈毅等以及著名的画家齐白石和一些著名的电影演员与普通的平民百姓在一起吃饭。王家用这样一家馆子的饭菜来招待一位既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又是新上门的女婿，是很得体的。
王光英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时，正好30岁，年轻，意气飞扬。后来他在一篇追念刘少奇的文章中写道：“见面那天，恰逢阳春三月好晴天，庭院里那两株海棠树，盛开着雪也似的繁花，一片喜气。我穿了我所有的西服中最好的一身，系上我所有的领带中最漂亮的一条……”
应伊利回忆当年情景时有更多的文学气息。她说：“我公公接待新姑爷的礼节很庄重。穿了大花缎面狐裘长袍，外套黑缎子马褂，站在客厅门口亲迎。老太爷是用旧式中国绅士最高礼节，穿着对客人表示最尊重的礼服把少奇同志当作大官来迎接的。”
“然而，见了面，新姑爷完全不像个大官，少奇同志是个瘦高个儿，两眼炯炯有神，穿了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看上去衣领裁得不合适。头上戴着当时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帽子底下头发是乌黑乌黑的，脚上穿一双布鞋……”
刘少奇进屋，向两老问安后，第一句话：“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
这句话，至今还在王氏家族心中留有深刻印象。刘少奇似乎对两位老人解放前的政治表现先做了肯定。
饭后，刘少奇与王光英谈话。王光美也在座。
“你在天津办化工厂，天津怎么样？”刘少奇问。
王光英的性格一向是自在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些不自在。原因恐怕出在刘少奇那身朴素的装束上。他有点后悔自己不该穿那套“最漂亮的西装”。不过谈话还是爽快的。
“天津解放时打了一仗，”王光英说：“作战时间很短，只有一天多一点，但对市民震动却很大……”
“我想听你谈谈工商界的情况。”刘少奇说。
“工商界很恐慌。他们对共产党很陌生，疑虑重重，惶惶不安，心中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为什么？”刘少奇问。
“他们害怕解放后共产党会像斗争清算地主那样，斗争清算资本家。”
刘少奇“噢”了一声。
“工商界消息灵通。天津解放之前，已经有许多中小城市解放，发生过分厂分店、分机器分生财，斗争清算资本家的事（他举了几个例子。譬如石家庄私营企业及其资本家被分厂分店、斗争清算；烟台张裕葡萄酒厂那位出名的酿酒专家张裕，竟被打成“反革命”）……有人认为这就是‘共产’。”王光英说。
刘少奇没有再问下去，点点头说：“过几天我要到天津去看看。”
王光英是聪明的，他听得出刘少奇说的要到天津去看看是什么意思，因而改变口气说：“我读过毛主席著作，知道中国共产党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新中国。民族工商业应该受到保护。只要能保护他们，使资本家的情绪安定下来，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认识，天津有许多私营工厂是可以做解放军的后勤的。”他列举一些工厂的名字，提出哪些工厂可以做军装，哪些工厂可以生产子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
当时，三大战役虽已结束，但解放军还没有渡江，大片国土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认为解放战争还要继续下去。
刘少奇说：“仗不会打得很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现在应该考虑和平时期建设问题了。譬如说，城市工作应该怎么搞？你刚才不是说工商界心中七上八下，害怕斗争、清算吗？”
这个问题是王光英从没有想过的，这一次，他真的有些不自在了。后来，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当时，我想的是打仗，而刘少奇想的却是和平建设。他看得远，想的是未来，而我是个“近视眼’！”
“你自己的企业怎么样？”刘少奇问。
“我不想当资本家，”王光英说：“我是学化学的，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到化学厂当工程师，也可以到学校当化学教员。我在辅仁大学当过一年助教，用不着企业和资本，更不想落得一个剥削工人的罪名。我们兄妹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所以我也想参加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说了一段影响王光英以后一生的话：“我们的党员、干部多得很，不缺少你一个。今后，我们仍十分需要党员、干部，但同时也需要爱国的、有本事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本家，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还希望资本家中的先觉分子，在本阶级中起带头作用、桥梁作用，把大家发动起来。工人是把资本家叫作“大肚皮’的。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
王光美后来谈到，她当时注意到了王光英的反应：没有愠色，没有失望，反而爽朗地对刘少奇讲：“我明白党对我的期望了！我会按照这个期望作为我前进的方向。”
据王光英回忆，那次刘少奇还向他谈了“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英雄都是在时势的需要中出现的。作为爱国的资本家，也是时势的需要。
事后，王光英要求刘少奇多给他一点见面的机会，譬如约好一年一次，同他谈谈话，向他指点指点今后行动的方向。不过，以后，他们见面机会似乎不多。有记录可查的只有一次，不是个人交谈，而是王光英及其兄妹们共同到中南海王光美家作家庭式的聚餐。刘少奇向他们谈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道理，那是在1959年。现在留下的惟一可纪念的东西，是一帧王光英与刘少奇相对而立正在交谈的照片。那是两位年轻的记者，有感于王光英对新闻记者的态度一直很热情，特地跑到新华社的图片资料库中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那次初会，王光英未能免俗，跑到西单牌楼一家百货店买了一条驼灰两色交织的方格薄羊毛围巾，作为送给刘少奇的礼物。他说：“这条围巾，我看到刘少奇用了许多年。有次我在报上看到他出国访问时，也用这条围巾，似乎没有换过另一条，也许一直用到最后吧！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时这条围巾成了他的，也是我的一条‘罪状’，说刘少奇被一条资本家的围巾套住了脖子！……”
